邹德慈 低碳是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，如果不实现低碳，中国的城市很难持续发展 低碳是城市能否永续发展的精神支撑，低碳不仅指物质上的降低排放，也包括精神方面支撑城市和社会持续发展。低碳更是城市居民的道德准则，如果全体城市居民没有低碳道德概念，低碳也很难实现。一个实际行动远胜于千万句口号。低碳作为口号已经非常普遍，关键是要有实际的行动。 仇保兴副部长介绍玉树灾后重建的案例，说明我国已把低碳、生态的理念赋予城市灾后重建的全新规划。中国城市还应该从以下几个领域来着手：第一，低碳经济。抛弃或改造耗能大、产能过剩的企业，要改变产业结构，以清洁能源逐步替代矿物能源。第二，低碳交通。在城市发展公共交通和新能源汽车，控制矿石能源汽车使用，提倡自行车、步行等慢行交通。第三，推行低能耗的绿色建筑。国内近年推出的绿色建筑，注重绿色技术、节能技术在建筑物上的使用。但是城市大型公共建筑的建筑设计，还需要“减肥瘦身”，提倡“量体裁衣”。城市建设、建筑行业的建筑设计的大量研究表明，大型公建的耗能在建筑耗能里占的比重比较大，大型公建单位面积能耗是住房建筑的若干倍。而近20年来，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追求“大”和豪华，在设计上，空间尺度、建筑面积、建筑体积不必要的增大，使建筑能耗增加，造成浪费。第四，节能低碳的生活方式。城市节能减排领域涉及广泛，反映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，涉及人们道德准则的变化。 低碳的实现进程中，低碳生活方式和城市规划有所关联。低碳早已体现在国家的节能减排方针里，节能减排政策及节能指标执行多年，但与GDP的超计划增长相比，结果差强人意。温家宝总理几年前曾在政府报告里明确公开指出，减排的指标，没有很好的完成。节能减排涉及很多困难和问题，应逐一研究和解决，而不是空喊口号。低碳的实现贵在持之以恒，需要一个长期过程，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和技术的创新，更重要的是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转变。实现低碳，也需要城市规划积极的提供条件。 生态是城市生存的基础 近年来“生态城市热”已从学术研究领域扩展至社会各个方面，乃至政治、外交领域（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“建设生态文明”的发展要求）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。近20年来国内关于生态城市相关的学术研究态势良好，相关研究论文有一万四千多篇，其中与生态城市相关的有四千二百多篇，排名第一。《辞海》中“生态”一词的注解是“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，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”。生态城市的概念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而提出的，是20世纪随着工业文明而开始出现的，已经存在了几十年。众多学者以及国内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表明，生态城市的核心是城市的生态系统。城市的生态系统由三个主要的子系统所构成，即自然系统、经济系统、社会系统。这种对生态城市的解释为业界普遍认可，比较准确并为中国所用。生态城市的城市生态系统，是这三个系统的协调而且良性运行所组成的系统，是一个复合系统。城市需要三个系统良性协调的运行。因此，生态城市是生态系统健康的、良性运行的城市。生态本身是中性的概念。只有生态良好与不良好之分、健康与不健康之分。起始的生态城市概念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入，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剖析工业社会城市而得出的一种认识。这些认识的重要价值是凝炼出对一种新型理想城市的构想，因此生态城市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理想城市。 实现生态城市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 第一，城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相适应，产业结构合理，与环境是友好的。第二，有一定的社会基础，公平、法制化的社会环境，城乡协调融合，有一个民主、睿智的政治领导或者政府领导。第三，居民有比较高的文化、教育素质，有比较高的道德文明水平。理想的生态城市可以规划设计，但如果居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，仍然难以成为一个真正好的生态城市。譬如低碳很重要，如果人民群众没有节俭生活方式的习惯，就难以实现。第四，要有一个高质量的城市规划（物质形体的规划），而且有一套保障规划实施的制度。 当前，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完全具备这些基本条件。实现“生态城市”（在一定期限内）往往只是美好的愿望，或者只可能部分实现，应鼓励探索和实践，总结经验。生态学家应和城市学者及广大城市建设科技人员一起，重视研究生态城市，争取创建“全面的生态城市”。 宜居是城市的基本职能和永恒主题 上海世博会的“城市，使生活更美好”的口号其实来自于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，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，“人们来到城市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”（大意），世博会口号突显了“城市提供给人们生活居住的场所，生活要越来越好，城市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”的美好愿望。国内外宜居城市的研究，通常使用指标体系、评比、竞赛等方法。有个世界性机构2009年选取200多个城市进行评选，结果第一名是奥地利的维也纳，最后一名是伊拉克的巴格达。亚洲城市都排在比较中间的位置，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入围，并且排在100到110位左右。北京经过2008年奥运，上海经过今年世博会，城市的基础设施、硬件建设方面有很大的进步。上海和北京的一部分中心城区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已相差不远，但在宜居性评价中仅列为一百多位的排序，值得国人深思，也给我们以启示：真正的宜居、更好的生活质量，不完全取决于硬件。 重温《雅典宪章》的启示 1933年的《雅典宪章》是当年在国际现代建筑协会、现代建筑大师法国勒•柯比西埃的主持下拟定的，几十年来，《雅典宪章》早已被遗忘。但是今天仍有重温的价值。《雅典宪章》最重大的贡献是指出城市的四大活动，也可称为城市的基本职能，即居住、工作、游憩、交通。这四个基本职能表述得非常准确并且没有过时。其中，游憩（Recreation）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之一，不仅仅是娱乐和游玩，更是让人恢复精力并能够持续的发展，此外还包含人的教育等。交通（Circulation）比（Transportation）有更广的含义。城市的流通不仅是道路网络、交通网络，还包括信息化技术发展以后的信息流通。流通不仅是人的流动、物的流动，还有信息的流动。信息流动的发展甚至可以取代一部分人和物的流通，进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城市的四个基本职能是永恒的，未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达，不能取消“居住”的基本职能；而没有工作或就业的城市只会走向消亡。游憩、交通的内容将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丰富、深化。 《雅典宪章》固然有局限性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批判和修正。例如，四个功能比较机械的布局和分区，一直为人所诟病。但是，尽管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科学技术有了很大进步，城市的基本职能还是不变的，只是内容、表象、形式和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相互关系有所变化，城市规划需要适应这种变化。 《雅典宪章》本身也在发展。1994年雅典市政府与欧洲规划师协会主办一次研讨会，主题是：“走向新的雅典宪章：从有机的城市到市民的城市”。1998年《雅典新宪章》诞生，新宪章广泛注意到了20世纪后半期经济、社会、环境、交通、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给城市带来的深刻影响，提出城市规划的新原则，突出市民参与对规划决策的重要性。有机城市虽然是现代城市的发展方向，但生态城市恰恰要求城市的三个系统要有机协调的组合。后现代城市不强调结构和有机，推崇“解构”和自由发展，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。中国城市可以借鉴《新雅典宪章》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目标，这与低碳、生态城市的目标大体一致。 中国学者倡导人居环境科学，清华大学的吴良镛院士著有《人居环境科学》一书。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解决从城市到乡村所有人类聚居地的科学。从巨型城市如1800万人的上海和2000万人的北京到最小的三家村，凡是人类的聚居地，都有人居环境问题。我们的最高目标是使人居环境更美好，全世界、全人类都应为之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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